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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物:冶容的器具: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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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又称鉴或照子。古镜以青铜为主,此外还有铁镜、石镜等。铜镜是中国文物的重要门类,又是价值很高的工艺美术品。
  铜镜有正反两面,正面平整光洁,略呈弧形,用来照容。背面则由中心到边缘可依次分为纽、纽座、纽区(或称内区)、主区(或称中心)和边缘几个部分。其中镜纽有孔,是用来穿绳悬挂的,这和外国古代铜镜带柄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国铜镜最早见于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齐家文化遗址。商周时期,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浚县辛村42号墓和陕西宝鸡一带相继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据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出土商周时期铜镜23件。
  这些出土的早期铜镜,基本造型为圆形,外形扁薄,镜的背面附弓形纽,装饰以素面为主,也有饰几何型图案和简单禽兽纹图案的,线条简单,显得很古朴。这时期的铜镜大小不一,装饰风格还没有定型,更没有发展为规范化的商品生产。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奴隶社会的逐步瓦解,我国进入了封建社会,社会经济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发展,铜镜工艺也开始形成独立的体系,出现了规范化的式样。
  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镜以圆形和一次模铸成型为主,也有少量的方镜和多纽镜。图形由写实趋向抽象化、写意化,并往往从花纹中追求变化。战国时期常见的花纹有山字纹、羽状纹、叶脉纹、龙风纹、蟠螭纹等。
  秦灭六国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国家,其铜镜工艺继承的多,创新的少。基本造型为圆形、半环状三轮纽,主纹以方连龙纹为主,云锦纹地,外缘素卷。
  我国铜镜工艺史上的一大变化是西汉时期铭文铜镜的出现。它由战国时期的图形装饰进入到铭文装饰,从而出现了图文并茂的式样。汉代铜镜铭文字形以篆、隶为主,常见的铭文有:“大乐贵富,千秋万岁,宜酒食”;“长毋相忘,贵乐未央”:“见日之光,美人在旁”;“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等内容。由于铭文镜的流行,地纹镜逐渐衰退消失,常见的有日光镜、昭明镜、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在西汉晚期,新出现了双线锯齿状折波纹装饰。图案线条纤细而作白描式,表现仙人升天和四方神主的图像也开始出现了。
  新莽时期处在西汉与东汉之交,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此时铜镜最明显的特点,是镜缘中的带状花边装饰逐渐盛行,除西汉时期常见的素面折平缘外,这时最流行几何形双线折波纹以及流云纹,主纹以铁线状白描式仙人禽兽纹为主,“四神”与“四灵”(麟,凤、龟、龙)也逐渐具备,但往往图形不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之中常常缺少玄武。在铭文方面,则出现“尚方”和“新有善铜出丹阳”等字样。“尚方”为官方制作铜镜的官员;“新”是指新莽王朝,“丹阳”是著名的铜矿区,在今天安徽省当涂一带。
  东汉是我国古代铜镜制作的繁荣时期。东汉王朝在废除王莽制定的各种制度的同时,恢复了西汉时期的政策。东汉早期,社会出现了富庶的景象,手工业,特别是铜镜铸造工艺得到很大的发展,铜镜制作十分精美。铜镜的图形装饰在继承新莽铜镜的基础上又有变化,纹样图样复杂多样。铭文的内容更适合东汉特点,如“新有善铜”变成为“汉有善铜”。这时期铜镜的图形线条以铁线式为主,常见的图案以仙人瑞神禽兽为主,得道升仙思想仍占据重要地位。官方铸造的尚方铭文镜大量流行。屑私人经营的姓氏作镜在东汉初年就已出现,东汉中期大为增多,较为著名的如张氏、李氏、吕氏、杜氏、鲁氏、侯氏作镜等。铜镜的边缘装饰,有锯齿折波纹,流云纹、各种忍冬纹和带状仙人禽兽纹等。东汉晚期,社会动乱,宗教大为盛行,佛教也由西域传入内地,表现在铜镜上,有关佛教特色的浮雕神兽纹和佛教式莲花座装饰逐步盛行起来。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汉式昭明镜、规矩镜、对称式龙虎镜仍继续流行,造像镜与剪纸型镜、四叶镜盛行。装饰图案有一些变化,如镜纽趋向扁大而圆,纽座出现了莲花瓣装饰,造像的间隔显得疏朗,半圆形凸枚的数量有所减少,并逐步走向衰落。三国时期以湖北鄂城和浙江等地出土的东吴纪年镜具有较高的成就。
  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铜镜铸造比较粗放,是我国铜镜工艺的衰落时期。这时具有两汉、三国时代特点的铜镜仍然流行,如江苏句容陈家村和四川昭化宝轮村的南朝墓中就出土过汉镜风格的昭明镜等。此外,还有不少铜镜在汉式镜的基础上略有变化。主要铜镜种类有神兽纹镜、四叶镜、龙虎纹镜、禽兽纹镜、十二生肖镜、位至三公镜等。由于佛教的盛行,佛教艺术特色在铜镜花纹装饰上也得到反映。
  隋代统一全国,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时代。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南北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新兴的科举制度,凭文才秀美取士,因此诗文歌赋广为流行。隋文帝幼年寄居寺院,执政后,大力提倡佛教,这些对当时铜镜的铸造工艺及其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隋文帝时期与隋炀帝时期,是隋代经济文化发展中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帝崇尚节俭,所以铜镜比较简朴而细小;炀帝奢侈豪华,铜镜做得华贵而精美。
  总的来看,隋代铜镜正处在汉魏南北朝以来的一次大转变时期。图形装饰逐渐摆脱拘谨呆板的风格,而趋向自由奔放,生动活泼的新局面。图形内容中则新出现了西亚波斯特色的葡萄纹。铜镜的铭文内容也由仙人“遨游四海”等陈词被“闺阁红妆”等诗歌所代替。这时的铜镜仍以圆形为主,方形较少。大小形制还处在变化之中,有些铜镜小如纽扣,有些大如座屏。洛阳出土的十二生肖仁寿铭文镜,直径33厘米,重达5公斤,是目前发现的大型铜镜之一。
  唐代铜镜的制作极为精美,在造型与装饰方面具有划时代的变化。其主要特点是,图案装饰生动活泼,风格趋于写实,布局灵活多样。如通过鸳鸯、对鸟、蝶恋花等花鸟图案纹饰表达纯洁的爱情;用双鸾衔绶的纹饰象征长寿;通过团花表示美满幸福的生活等。此外还有瑞兽、十二生肖和传说故事。其纹样装饰富丽堂皇,一改汉魏以来神怪主题。到开元、天宝年间,唐式铜镜进入黄金时期,金银平脱等特种工艺镜盛行起来,这时铜镜中雀鸟、鸾风、花朵等图案十分流行,以飞天、人物故事为题材的图形也逐渐出现。铜镜铭文以四言、五言诗为多,别有意趣,如“花发无冬夏,临台晓月明,偏识秦楼意,能照美妆成”。“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铜镜在唐人的诗句中也多有反映,唐人杨凌《明妃怨》中就有“画中纵有菱花镜,羞对单于照旧颜”的诗句。唐安史之乱(755年)以后,铜镜的胎壁逐渐趋向轻薄,铭文中诗歌减少,被简单的吉祥语句所代替。亚字形镜出现,菱花镜相对减少。四神、十二生肖图形趋向简化,具有宗教色彩的“卐”字纹和八卦纹,以及蟠龙纹镜开始流行起来。
  五代时期方形镜和亚字形镜比较流行,镜胎壁薄,镜纽小,或作半环状,素缘。铸造比较粗糙,纹饰趋简单。
  宋辽金时期,铜镜只求实用,忽略铜镜的装饰。胎壁轻薄,图案有的娇柔纤细,有的粗糙简略。铜镜式样繁多,除常见的圆形、方形之外,还出现了盾形、钟形、炉形和带柄的式样。带柄镜的流行,可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图案装饰往往吸取宋代绘画中的花鸟人物、陶瓷与织锦纹饰中的优秀成果。此外,还出现了具有商标性质的牌号和仿古镜。最常见的是湖州镜,还有标明饶州、潭州、成都、建康等地名的铜镜,这也表明铜镜制造地区在扩大。辽代的铜镜发现不多,较著名的有吉林大安出土的八边形契丹文镜,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迦陵频迦镜和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出土的八卦铭文镜。
  金代铜镜往往刻有官署签押文字或验记官的姓名、铸造地点或官府作坊的铭记,制作粗放,常见的有双鲤镜、山水人物故事镜和兽纹镜等。
  元代钢镜几乎都是圆形镜,只有少数带柄,纹饰以双鱼、莲花、缠枝花为主。铜镜中用八思巴文作为装饰,极有时代特色。
  明清时期的铜镜,注重实用,胎呈水银青或黄铜色,形制比较简单、朴素,多为素面凹缘或凸缘。镜纽除半球形小纽外,还有银锭形纽、方形纽和圆饼形纽等。以圆形镜为主,菱形镜、葵花镜已趋于衰落。常出现仿古镜,除制作粗陋的仿唐式禽兽葡萄纹镜外,还有多种形制的仿汉式镜,一般铸造较粗,并常在仿汉式镜的图形上戮印明代私人铸造的姓氏、名称,或铸为自己商品作广告宣传的铭文。在铭文镜中出现许多纪年镜,尤以明万历纪年镜为最多见。铭文书法多出自匠人之手,不太讲究。吉祥语和有关吉祥的图案增加了,常见的有八吉祥、八宝、仙人八宝以及各种象征性图形,如蝠象征“福”、鹿象征“禄”鱼象征有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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